30多岁的蔡元培辞掉铁饭碗丧妻大龄留学一切重新开始

2022年11月5日 0 Comments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生当以研究学问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演讲之后,演讲者在北大展开了一系列改革行动,为北大最终成为“国家最高学府”奠定下了坚实的基础。

哲学大师杜威有句话:“放眼望去,在今时今日之著名大学中,学术卓越的校长比比皆是。但能以一己之力对国家和民族产生深远影响的,蔡先生是第一人。”

是什么造就了这样的蔡元培?这与他年过30,还能推翻自己的前半生,积极学习新知识,敢于重来的决心有关。

蔡元培的家族十分重视子女的学问,蔡元培从小接受的是旧式私塾教育,走的也是科举那条老路。

少年蔡元培在科举上一路过关斩将,17岁中秀才,19岁中举人,20几岁就入了翰林院,从偏远古城的一个商家少年,到帝王之都的翰林院士,在世人眼中,蔡元培拥有了平步青云的锦绣前程。

然而当蔡元培刚开始供职翰林院的生活时,甲午战争的炮火响起,紧接着,戊戌变法失败了。

弱国被欺凌的事实,让蔡元培倍感痛苦,也让他对自己生命中二十多年来的所学产生了怀疑,蔡元培开始重新思考很多问题,饥不择食地摄取新学。

他痛心疾首地说:“生三十年,始知不足”,“未尝不痛恨于前二十年之迷惑而闻道之晚”。

1898年10月,30岁的蔡元培放弃京职,辞职回乡,去担任中西学堂校长,开始了人生新的一页。

这期间,蔡元培也遭遇了重大的人生变故,33岁那年,他的原配夫人王昭去世了。

几年的新学实践中,蔡元培逐渐坚定了自己“教育救国”的信念,年近40时重新学习外语,出国留学,1908年,蔡元培进入莱比锡大学,成了超龄的留学生。

在莱比锡大学,蔡元培没有选定某一专业攻读学位,而是任由兴趣爱好自由听课,在校六个学期选了四十门课程,包括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美学、绘画艺术论等。

蔡元培甚至将自己的治学不专一,归结为“从前受中国人之恶习太深”的缘故,但这也为蔡元培对东西方文明的异同有了超乎寻常的认知,为他日后领导全国文化教育事业做了充分的思想和学术准备。

中年的蔡元培,才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形象,一个谦谦君子,一手造就了中国最高等的学府。

蔡元培一直抱持着“教育救国”的理念,无论是担任教育总长、北大校长还是中研院院长,都是积极努力推动中国现代教育和科学事业的发展。

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邀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一职,蔡元培欣然接受。

上任之后,蔡元培很快便颁发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中学令》、《大学令》等,为中国现代教育体制奠定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中《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的主要内容是:教科书必须符合民国的共和宗旨,禁用清朝教科书,废止旧时的奖励出身制度,学校注重兵式体操等,这些规定极大震撼了年深日久的封建教育秩序,送来一股民主共和的清新之风。

蔡元培还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第一次将“美育”写入到中国的教育方针政策。

但在乱世中,想沉下心来做事业,简直就是一种奢望。半年后,袁世凯篡权上位,身为同盟会元老的蔡元培决绝请辞。

1916年9月,旅居巴黎的蔡元培接到来自国内的一封急电,文中写:国情渐平,教育事急。请君尽早归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

在当时,担任北大校长并非是美差,因为北京大学的前身,是清政府为储备高级官员而兴办的京师大学堂,学生不是为了做学问,是为了当官才来这里的。

蔡先生在自述中写京师大学堂的官僚习气,“所有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作中堂或大人”。据说有学生带着听差上课,听差进屋屈膝打扦,口呼“请大人上课”。上体育课时,教员口中喊的都是,“大人!向左转!大人!向右转!”

朋友们纷纷劝诫蔡元培不要赴任,以免“毁了一世英名”。但蔡元培说:“人生实难,吾辈当日益努力,而后风生水起。众生皆苦,却也不能认输。”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走进了北大校门。从那刻开始,一场震撼中外的教育改革在北大展开了。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提出三项要求:一、抱定宗旨,二、砥砺德行,三,敬爱师友。他说,大学学生应该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应以升官发财为目的,这番讲话,将学术提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对于聘请教员,蔡元培给出了极其包容的态度:“只要有真学问,可以不问出身,不问年龄,不问资历,我必将全力聘请。”

于是,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新思想旗手纷至沓来,辜鸿铭、刘师培等旧学宏儒也云集在北大,更吸引来了李四光、丁燮林等学科大家。

自此,在蔡元培的领导下,各个学科,新旧思想都在北大这片沃土上找到了自己的立足之处。

为了让更多的学生走进课堂,蔡元培在北大推行“课堂公开”的授课制度,无论是否有学籍,都可以来听课。于是,北大的教室总是座无虚席。华罗庚、沈从文都做过北大旁听生。

1920年,在蔡元培的推动下,北京大学正式对外招收女生,这是中国公立大学第一次允许男女同校。

蔡元培潜心于传播知识和建设文化的大目标,1921年10月开始,蔡元培在北大开设美学课程,并开始编写《美学通论》一书,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观点。

就这样,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在各派思想学说的激荡下,北大成了当时全中国最自由、最民主、最平等的高等学府。杂志如雨后春笋,思潮如波涛澎湃,老顽固、新洪水与猛兽,都在他的羽翼下无忧无虑、平平安安地竞争,培养了一大批为国效力的人才。

蔡元培从北大辞职后,又当了高龄留学生,到德国汉堡大学报名入学,进行有关民族学的学习和研究,时年已58岁。

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全国形式上的政治统一,为热心教育改革和文化建设的有志之士提供了施展报复的可能性,蔡元培便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蔡元培多年来魂牵梦绕的教育独立构想终于获得了一次全面试行的机会,晚年的蔡元培专心供职于中央研究院。

1929年,中研院先后建立了物理、化学、地质、天文、气象、动植物、心理工程、历史语言、社会科学等十个研究所,担任所长职务的,包括李四光、丁燮林、竺可桢、傅斯年等。

蔡元培在中央研究院依然奉行人才主义和学术自由,只要是学术造诣深厚的科学家,不顾门户政治,统统吸纳进来,为学术科学化进程打通了道路。

但是,蔡元培平生追求的很多理想还是没有变为现实,国家和民族的现状也日非一日。

这个现代北大的缔造者,这个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没有留下任何财产,仅有两句遗言:“学术振国,教育兴国。”

可是看看35岁的蔡元培,推翻了自己之前的所有,还在孜孜不倦地学习新的知识。虽然他可能也度过了一段茫然无助的中年时光,但蔡元培接下来的人生故事,写满了辉煌。

中年人最怕的从来不是什么半坡。而是站在原地,患得患失,最后等着等着,就真的没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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